黄益平:循章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黄益平:循章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黄益平:循章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虽然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威胁着整个人类社会,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因为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们也决胜脱贫攻坚,在小康之路上实现了“一个都不能少”。

展望“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背后有何深意?金融业在“十四五”期间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如何完善?针对这些问题,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编辑部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老师。

以下为专访全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工作关键词

编辑部:黄老师您好!今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又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似乎看“十四五”规划纲要比以往看五年规划时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在里面。请您谈谈您对“十四五”规划中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供给侧改革关系的理解?

黄益平: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经济走向新发展格局。大家都在讨论双循环,就是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合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我打个比方,世界经济发展就像大海上有多船都在往前走,有的是大船、有的是小船,有的是现代的机器,有的是人工的用手在划船。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当时提出国际大循环为主,主要是两头在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搭上了全球化的这艘大船。搭上这艘大船之后我们就跟着跑得很快。

现在经济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世界经济原来带着我们跑的欧美这几艘大船现在速度放慢了,我们的关系出现一些变化,而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了。所以现在的“双循环”我的理解是把中国这艘大船做好最大的一个关键时期。

中央也说我们现在这么做的下一步就是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世界经济将来就是,中国经济在做大的同时,就有可能变成全球化往前追赶的浪潮当中一艘主要的船。

最关键的工作,从国内大循环来说,其实就是两条。一是要把我们国内需求提振起来;二是因为是循环,所以对我们的供给也会有很多新要求。特别是对创新驱动。这样的话我们这艘船才能做大,将来有一天拉着别的船一起往前跑。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深意

编辑部:“十四五”规划对金融业提出的重要工作部署,一个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是“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感觉后者是前者的底线。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其实看具体的一些表述,金融监管部门也一直在做,比如在审慎监管前提下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健全风险全覆盖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防范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等。这些都写入“十四五”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黄益平:金融对经济发展很重要。我们过去对金融改革40年的经历、现在的金融体系作了概括。大概来说有三方面突出特征:第一是规模比较大;第二是监管比较弱,第三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套体系从一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府干预太多,一般会认为效率比较低。

但事实上我们看过去4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9%,即便最近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在全世界也还算是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之一。所以从总的表现来看还是不错的,一方面政府干预比较多,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表现都不错。

实际上我觉得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一般说政府干预是不好的,会有效率损失,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市场机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很难说我们的金融市场机制已经十分有效了,资源配置已经最优了。其实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我们市场机制还有很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度干预可能是有效果的。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例子是国有商业银行,我们可能觉得它们资金配置不是最有效的,但它的有效性是最强的。今天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明天就可以把钱转化为投资,这个对支持增长是非常有用的。看上去不是很完美的金融体系,但是支持增长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银行的不良率平均30%以上。但是没有发生挤兑,就是因为政府干预很多,政府兜底。所以老百姓没有因为不良率上升而丧失信心,所以也没有用出现挤兑和金融不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看上去这个体系有一些问题,但对支持经济增长有实际效果 。

但最近这些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最大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第二,似乎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金融过去支持增长行?现在支持增长不行?我觉得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发生变化。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GDP只有200美金,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低成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只要你能生产出产品来,就是有竞争力的。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粗放式扩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扩张过去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一种重要力量,即便到2007年我们人均GDP2600美金,也算是中低收入水平。我们一直是有低成本优势的。

但是在过去这些年,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已超过11000美金,成本一上升,经济政策讨论里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从过去要素投入型变为现在的创新驱动型。这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一套金融体系支持粗放式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是支持创新就有问题。因为政府有很多干预,资金配置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很多创新活动很难识别风险,所以需要很多市场化的机制。

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小微企业变成中国经济比较重要的力量,但对他们的金融支持一直是不足的,所以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在经济之中,我们一般讲,金融里有一个“二八法则”,金融机构就喜欢服务最上面20%的客户,下面的80%基本上就不管了。因为这80%贡献的市场份额是很少的。因此普遍而言,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民营企业都是很困难的。

另外一方面,似乎系统性风险在不断提高。从2015年到现在,掰着指头数一数,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地方都发生了,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影子银行、商业银行主要是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保险,你能想到的领域好像都已经出过问题了。确实感觉风险在不断游走。现在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确实在大幅提高。

还有一个悖论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系统性金融危机。那些新兴市场国家或多或少都发生过金融危机,但我们好像没有发生过。我们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生?现在又好像有了问题?我的理解是和金融体系有关系。

监管弱和政府干预比较多,过去支持金融稳定没有问题,40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最重要原因一是持续的高增长;二是政府兜底。老百姓信心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尤其是金融风险到处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去兜底。现在为什么感觉风险一下子上升了?增速持续下降的时候也容易引发一些金融风险。比如过去一些投资,现在就没有好的回报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其实政府是兜不起了。

这两个方面来看,金融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对金融作一些创新,发展资本市场、支持数字金融等、更好服务中小企业和创新性企业。同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比如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如果贷款利率不能完全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民营企业融资。因为民营企业很重要,但是客观来说风险就是比较大,不稳定性比较强。所以要让利率能够反映它的风险。这样银行对这些企业的支持才是可持续的。

在此过程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的要求,对我们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编辑部:所以您现在呼吁加强金融监管?

黄益平:客观来说,我们看过去这几年的发展,事实上有很多金融风险都没有在早期被识别出来,也没有在早期化解掉。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问题都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影子银行,大家都觉得影子银行有问题,当我们发现问题去处置的时候规模已经很大了 。比如互联网金融,比如P2P现在都没有了。但也曾发展到6000家平台,野蛮生长过。而我们没有比较早地介入,采取一些措施。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监管有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金融监管有其独特功能

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改革过程中,金融监管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金融生态的核心部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包括对所有金融活动进行监管。之后,分别于1992年成立证监会、1998年成立保监会、2003年成立银监会,逐步形成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格局。

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随后,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其职责包括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和行为监管,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2018年组建银保监会,同时赋予各地方金融办监管的权力,升级为地方金融监管局,从此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一局”的统一监管构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举措,比如资管新规以及各配套办法等,化解了影子银行等领域的重大风险。

“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在审慎监管前提下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健全风险全覆盖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防范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等。这些这些表述为下一步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强化底线思维,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制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黄益平:2015年的时候有一场比较大的讨论。当时的重点是放在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呼唤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当时应该有很多同仁有这样的看法,从国务院层面建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来协调金融监管政策。后来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做了,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起到了好的效果。

但是今天我再回过头看金融监管,我觉得不仅仅是金融监管政策协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能是这一套监管政策的做法可能有问题。我举个简单例子,监管这一套,我们和国际比较,有同样的监管机构、同样的监管官员,甚至有同样的监管规则, 我们也会看资产负债表,也会场外检查等,对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资产风险等一套监管我们都会了。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大差异。差异就在于规则没有真正落地。

举个例子,前几年我们看到一大批中小银行都出了问题,当然各有各的问题。但是归结起来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股东乱来,一个是董事长乱来。比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甚至恒丰银行,他们都出了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更多。但是你去看规则,董事长不许乱来,大股东不许把资金转移到相关的机构,这都是板上钉钉,有明文规定的,但是都没有落实下去。将来就会出大问题。所以规则在执行层面须加强落实。

第二个例子是过去经常发生的事,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对于违约的容忍率是比较低的,不太喜欢破产。这实际上就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按道理,在市场上,尤其是谁在市场上欺诈了,实际上应该罚得他倾家荡产大家才不敢做。实际上,我们过去“轻描淡写”,才给他罚款5万块钱。这样违约成本太低这个市场机制永远建立不起来。你也可以说,监管部门兼顾发展和监管的双重作用,所以他对发展很看重,不想把发展搞没了。另外一方面可能他没有那么强的权限去罚得他倾家荡产,所以市场机制建立不起来。这方面这两年有很多好的进度。

在资本市场,这两年我看监管做得很好,处罚力度特别大,包括对数据造假问题的处罚。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过去好像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去年监管部门提出的“零容忍、建制度、不干预”九字方针,如果真能落地,那就是监管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很好的例子,是往往监管政策跟着大的政策方向走。金融监管有独特的功能,第一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第二,保护消费者利益;第三,维护金融稳定。除此之外,都不是监管部门要考虑的问题。有的跟着领导决策走的。

编辑部:可能现在跟着资本市场走。资本市场一动荡,领导都紧张了。

黄益平:往往也会跟着宏观政策走,经济好的时候会往紧收,经济不好会跟着一起放。这个和监管是背道而驰的。监管应该是稳步的,目标就是金融稳定,而不是追求GDP的增长,也不是追求股票价格。此外,监管需要加强监管协调,真正要做好识别和化解风险的事情。

编辑部:但近年来看风险的频率是加快了。那是不是说风险其实是一种周期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在这个周期中,金融监管部门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黄益平:我觉得你说的是两个问题。金融风险确实是很难彻底消灭的。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总是在发生。过去有一个说法,金融危机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我们把它称为黑天鹅事件。就是真的意料不到。所以我们不应该预期监管做好了将来金融风险就完全没有了。但我们应该避免的是一些灰犀牛的事情。灰犀牛是你知道它要来,但是你不采取一些措施,或者你采取不了措施,最后都发生了。我觉得我们国内碰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更多是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金融监管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你认为不认为它是一个金融交易?如果是一笔金融交易,哪怕是信息中介,也是需要一些门槛的,也需要一些基本规则。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须继续推动中国版的监管沙箱;另一方面须以颁发牌照的形式规范发展。

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须增加投资渠道缓和供需

编辑部:前段时间我们在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文件的时候,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明确指出,当下房地产市场是最大的灰犀牛,您怎么看到当前最大的金融风险?监管应该怎么做?

黄益平:房地产市场其实是难处置的。客观地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实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左右为难的事情。房价涨了,他们觉得为难,房价跌了,他们也觉得为难,因为来回都是金融风险。但是大的框架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到哪里去投资的问题。

为什么房价一直在涨?就是如果你有储蓄,但没有更多好的投资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但是亟须考虑的。须解决老百姓投资难的问题。此前很长时间内,老百姓有钱只能放在银行或者买房地产。现在放在银行现在基本上不赚钱,利率太低了,那就去买房子。当然过去好的环境下买什么都会涨,所以大家一股脑儿投资房地产。所以从根子上讲,我们要解决怎么样解决分散投资的问题。怎么样让老百姓有信心把钱放在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哪怕是社保体系里。因为很多人买了房子其实是为了将来养老。如果我们把这个系统做好了,需求就减少了。

从房地产市场本身来看,需要多措并举让供求关系缓和。一是以首付、贷款利率等各种经济手段减少需求;二是增加供给。

四举措构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编辑部:您之前说我们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金融监管规则是非常多的。未来如何落实“十四五”规划要求,改进监管手段,建立金融监管体系?是否会出台更细的监管规则?

黄益平: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当前依然存在不同的政策协调的问题。这是客观造成的,因为各地根据自身条件有不同的监管要求,监管能力也不一样,这在数字时代,很容易出现监管套利的现象。因此在监管更多更多转向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和机构监管相协调。简单地来说就是不能留下监管空白。

首先,须明确监管政策目标——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支持金融稳定。

其次,监管需要有一些牙齿。监管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所以需要一定的独立性。我们说的独立性不是政治上的独立性,而是专业上需要一定的独立性。就是监管根据自身目标,以多种手段进行监管,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我觉得资本市场,证监部门最近做的工作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再次,监管部门也是要追责的。不能一出问题就把从业人员劈头盖脸骂一顿,有的都抓到监狱里头去。如果出现普遍的问题,监管部门是不是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呢?否则监管永远是对的。所以一定程度的追责是必要的,这是保证下一步监管能做得更好。

编辑部:那会不会就造成了完全管死的这么一个现象?

黄益平:对!那在追责的时候就要管死也要追责。如果真的有规则但没有落地,这个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最后,监管部门的监管资源需要大大增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金融资产规模已经翻了无数倍了,金融市场复杂性也变得越来越高,而且现在很多金融创新、技术前沿,对监管产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监管总是跟在市场后面跑,这是全世界的现象。监管不可能跑在市场前面,但其需要足够的资源,经费要足够,人头要足够。比如现在都监管数字金融, 总得有人懂数字技术,才能懂怎么去监管。

编辑部:我看到您经常代表中国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方面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其实在数字经济方面我国实现了引领性发展,这一方面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都一直在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在金融监管方面也是。在您看来,当下,他们的好的经验,可以纳入我们的监管工具箱里的还有没有?

黄益平:当然国外有很多好做法我们可以参考的,比如我现在比较偏好的模式就是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政策框架,要管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兼顾金融稳定,相互协调。英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他就是在一个大央行制里同时有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和一个金融政策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建议,一个是负责金融政策的。但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是相互有交叉的。他保证了政策相对独立,又有一定的协调。我们现在央行有货币政策司统筹管理。有一个宏观审慎管理局,和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将来也许也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金融政策委员会,主要是提供金融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

这些我觉得都很好,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搭了一个监管的样子,但实质性的很多做法还是需要进一步落地,让这一套规则能发挥更好作用。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好的规则让坏人做好事,坏的规则让好人做坏事。”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有规则一定要严格遵守。 

从中国发展经验看,最终很多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其实最终都是在成本和效率之间权衡。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比如我们想象一下,在1978年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如果当时政府完全彻底放弃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在随后的这40几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那就是肯定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金融危机了。因为市场机制就是很正常的来回波动。

这个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在考虑监管政策、经济政策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从自身现实出发,不能陷入教条主义,而是是要看政策最后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最近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监督事务的讨论,有一个问题就有很多讨论,就是现在进入新的时代了,金融全球化高度发展,数字技术高度发展,下一步怎么样来稳定各国的金融体系?这个就有很多政策建议。

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是不太赞同资本项目管制和跨境资本管制,那认为是低效率的。后来在全球危机以后,到了2012年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正式的立场报告,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定的适度管理。我的看法是,也许我们现在更应该往前走一步。资本项目开放肯定是好的,这也是“十四五”期间一个重头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开放和稳定之间一定要有平衡。

平衡有很多做法,可以有监管的做法,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资本项目管制,尤其是对跨境资本管制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自己觉得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放开了资本项目以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放开本来是好的,因为提高了效率,但是同时带来的不稳定性会增加。要搞不好就会发生一场大的金融危机。我们过去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判断基本上都基于一个理论假设就是市场是有效的。

但是现在我们再反过来看,其实更多不是在市场完全有效和资本项目管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完全有效和金融稳定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为了支持金融稳定而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的管理。世界上有一些经济是可以基本不管的,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经济相对比较成熟,资本进进出出没有问题。因为中国内地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而言,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还没有成熟到完全不管,资本大进大出就意味着大的金融危机。

比如这两天,新兴市场国家都在使劲加息,就是担心美联储又要动手了,美联储一动手,大家就扛不住,就先加息,先把利率提上来,他担心下一轮的资本外流。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对跨境资本的管理,也可能就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专访花絮

问: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述过朗润园的学术氛围,是“和而不同”,您是不是特别适合这种氛围?


《黄益平:循章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其实大家最终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黄益平:我特别喜欢。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师实际上都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完全只看你自己的书,完全不管外面的事情,有的就是每天都在参与国家大事,有时在观点立场上经常也是截然相反。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相安无事,还经常在一起作一些争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学术机构应该有的样子。

但其实大家最终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共识的。尤其是在他们第一批回来的老师,从国外回来在这里建了一个中心,不仅仅是简单地在这来做经济研究的。他们肯定有国家情节的。

问:这就是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在里面。您是不是也一样?

黄益平:我不太强烈。我觉得我们很多老师都有。但我的立场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确实我关心的很多问题恰好跟政策相关。所以有的时候会经常参与一些政策讨论。

问:您觉得做研究做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黄益平:循章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为什么中国经济一方面做得那么成功

黄益平:就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把它搞明白。我举个例子,我到北大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这些年很多时间也在做这个研究。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一方面做得那么成功,很多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但另外一方面悲观的人让你认为到处都是问题,每天都可能爆炸。这个问题在金融领域也是这样的。40年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但是人人都觉得系统性金融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是很矛盾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做很深入的学术探究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跟我们过去的这一套改革措施、策略有关系。总体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这和我们金融体系政府干预比较多、市场规模比较大等都是有逻辑关系的。虽然搞市场化改革,为什么政府一直要干预?其实跟我们搞的双轨制改革有关系。

双轨制意味着对生命力强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保留国企为了经济社会的稳定。但是保留国企就需要给外部补贴。财政没有钱,要素市场扭曲,实际上是一种对国企的变相的补贴。举个例子,银行把大量的廉价的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其实就是变相的补贴。这种做法过去是有效的,但是慢慢变得不太有效了。这是我解读现在我们这样政策演变机制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问:我们改革开放42年了,听您这么一说,看来我们未来改革一直在路上。

黄益平:对,因为我们是渐进的改革。和前苏联、东欧的做法不太一样。当然他们也没有一步到位。但是渐进改革就一直在路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很多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很多改革的矛盾很突出的,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不断地调整。

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在不断改革进程中,作用和位置是什么样的?


《黄益平:循章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我们对它的评价过去可能是有一定高估的

黄益平:经济学,我们对它的评价过去可能是有一定高估的。因为经济学在这几十年一直是所谓的显学,大家都比较重视,说得高大上一点,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它和我们很多政策实实在在相关。但经济学也有一些根本上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过去几十年、一百年来,经济学者喜欢说经济学比社会科学更科学,因为它的逻辑更严谨,数学使用程度更高。但现在慢慢发现,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方向?其实不太好说。

比如,我们作一个很严谨的假设——消费者是自私的,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也一定要最大化利润。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分析问题的逻辑就很简单了。就好像给你100块钱,你会怎么花?你就是这一条路子。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当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就不见得会自私,你对其他人也不会永远都是这种模式。

最后就会发现,虽然看上去逻辑性很强,但是可能脱离了实际的现实。用这样的一个简单化的假设来推论,可能有问题。再加上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用数学分析经济问题,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系统问题,实际上是有人的因素在里面的,尤其是很多人参与的时候,要去预测是很难的。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做资产价格的预测的。

一般人问我房价、汇率、我一般都不预测。也有可能是我在投行的时候预测的太多了。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预测难,是难在一般是预测不准,预测不准的影响因素太多了,比如汇率,明天到底是6点几?这个影响因素有美联储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某一个地方发生一个突发事件的因素、出口的状况、进口的状况等,很难有一个模型把所有因素穷尽网罗。

这是第一个方面。实际上,你很难做一个完美的预测模型来预测。这个不像你预测一棵树明天长多少。如果你知道土壤、知道环境、知道水分、大概靠谱。科学家可以预测。但是货币的升值和贬值、股价的上升和下降,这个预测难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更要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即便是预测准确了,人是会对预测结果作反应的,比如我预测的是准的,明天人民币升值5%,大家都会怎么反应呢?大家今天就都会去买人民币, 结果导致明天的结果一定和我今天预测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实际上简单地用数学来做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有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实际上更多是一个分析框架、一个思路、帮助我们来理解事情。

问:但我觉得您确实还很有前瞻性的。2014年的时候您总结朗润园学术氛围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好,您当时用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结合。这句话居然前段时间我看文件的时候被写入第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文件,感觉很神奇。

黄益平:如果你要表扬的话,我应该把功劳归给林毅夫老师。林老师在我们院子里是最经常说这句话的人。因为他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里就是比较重视政府的作用,但他同时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如果对决策文件写作发挥了影响,那都是林老师的功劳。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